本文转自：山西新闻网
烈日酷暑下，偏关的种树人依然在劳作。山西晚报记者胡续光摄
偏关县关河口景色。山西晚报记者马立明摄
偏关县是黄河入晋第一县，也是我省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县份之一，水土流失面积达平方公里，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81%。
县境内偏关河、县川河、杨家川河三大河流皆为季节性河流，其中偏关河为黄河一级支流，流域面积最大，水土流失最为严重。雨季一到，一条黄龙奔向黄河，裹沙带泥。
自新中国成立后，偏关县开展了70余年的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全县几代人都在为恢复偏关县生态环境而矢志不移。
偏关河一个雨季就有数百万吨泥沙流入黄河
黄河的问题，表象在黄河，根子在流域。
偏关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是流经偏关县旧城南门外的一条季节性河流。今年的雨季尚未到来，河床碧草青青，看不到水流，河床中部的草更为茂盛一些。6月17日，山西晚报记者与偏关水文站第二任站长张富业从6米高的河岸下到河床，走到中间，才发现有一条小溪隐在草丛中悄悄流淌，至多半米宽。
偏关河属山区性河流，洪水出现频率大，暴涨暴落。张富业介绍说：“年，偏关河曾发过一次大洪水，当年河床暴涨，洪峰超过了现在河岸的高度，漫进了县城。”他指着河岸说，“那场洪水至少淹了岸上的第一层房屋，从那之后，偏关河再没有发生过那么大的洪水。”水文站的实测数据显示，那年最大洪峰流量达到了立方米/秒。
含沙量高是偏关河流域泥沙的一个突出特征。年8月13日，偏关河暴发洪水时，最大断面平均含沙量达到了kg/m3，也就是说，一立方米洪水中夹杂着一吨多的泥沙，几乎算是一场小型的泥石流。
年—年，偏关县水文站50年间的水文监测数据显示，偏关河产沙量最大的时期集中在暴雨洪水期，即每年的7—8月。据统计，每年6—9月输沙量占全年输沙量的98%，7—8月份输沙量占全年输沙量的87%，甚至达到90%以上。偏关河的年平均输沙量达.6万吨，最大年输沙量为万吨。
水力、风力、冻融以及重力侵蚀，都是导致水土流失的直接原因，4个原因中，水力侵蚀无疑是偏关河流域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与偏关河流域植被稀少，水分涵养能力差，地表对径流的调蓄作用小都有直接关系。“过去，为取暖做饭、饲养牲畜而砍烧山柴饲草，导致偏关河流域植被遭到了严重破坏。”张富业说。“我小时候在山上还能看到沙丘，现在是完全没有了。”偏关县水保站站长胡二乐记忆中的沙丘存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难道历史上偏关就是一个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吗？
完全不是。
偏关县地处黄河中游黄土区，属温带森林草原地带，树木曾经非常多，“大者合抱干云，小者密如切栉”，林区宽达50公里。柏杨岭、桑林坡、桦林堡、八柳树、桦林沟、南海楼、海子沟、海子贝……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地名，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森林茂密、湖泊众多的美丽地方。
到了明代，偏关成为明政府的北部前沿边防，修工事、动刀兵、筑长城，随着长城的延伸，长城两侧的树木被放火烧毁，同时，达官贵人、边地驻军、当地居民群起砍伐森林谋利。明代马文升的《经世文编》描述：采伐的人“百家成群，千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据说每年贩运到北京的木材不下百万根。到新中国成立时，县境内的天然林已不复存在，地表裸露的不是黄土就是连草都不长的干石头。
生态的恶化使洪水和风沙肆虐。
偏关建县时间虽短，但旧县志记录的洪水从南门入城的情况就达二十几次：雍正元年（年）六月，偏关大水，城内水深二丈；康熙三年（年）六月，偏关河水暴溢西关，溺死者数百人，城内水深丈余；嘉庆二十五年（年）霖雨七日，水淹西关厢……
县志里同时记载：“乾隆二十四年大风昼晦”“嘉庆二十三年大风拔树”。
于是，偏关的土地成为“三跑田”（跑水、跑土、跑肥），偏关成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
百余座水坝拦洪淤沙造出良田
“从近40年偏关河流域年径流量和年输沙量的变化趋势来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快速增长，到八十年代出现了负增长，九十年代零增长。”张富业说，“近年来的水土流失情况应该更为乐观”。
偏关水文站第三任站长李文清通过对水文站年—年实测所得的降水、径流、泥沙资料分析，发现在不同年代年降水量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偏关河年径流量和年输沙量呈明显逐年减少的趋势。“从年之后，偏关河再没有发生过洪水。”偏关水文站第四任站长张磊说。偏关河流域生态向好，得益于偏关县历届党委、政府都把水土保持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胡二乐说：“水土保持的措施有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蓄水保土耕作措施。修梯田、打台地，挖水平沟、鱼鳞坑，筑骨干坝、淤地坝，以及修筑水池、水窖、排水系统和灌溉系统等小型水利工程都是水土保持的具体做法。偏关县的水土保持工程主要是修坝、小流域治理以及封育治理。新中国成立后，偏关县各村各乡都曾经自发开展过轰轰烈烈的修坝工程，大多都是小型的淤地坝。这些坝在一定时间内起到了拦沙淤地的作用，也能控制水土流失，还可以以坝代路。如今，这些小型淤地坝大多容量已满，变成了沟坝地。”
骄阳似火的高温下，偏关县尧王坪沟里几名农人正忙碌着，地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尧王的故事。从上古时期尧王命大禹治水开始，黄河岸边就充满了人类治水的故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这条沟修了几座淤地坝，如今已经都变成了沟坝地。沟坝地相对比较肥沃，可以说“旱涝保收”。几名农人正在给葡萄园除草，苏俊是这片果园的主人，4年前他在这条沟里种下了亩葡萄。一个月前的一场冷空气，让地里的葡萄苗受了冻，长得不太好。苏俊为此也咨询了省农科所的专家，趁着最近温度升高，他希望这些受冻的苗能迎风赶上节气。另一处背风处的山沟里，葡萄苗已经蹿了一人高。
水是人类文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治水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
从古到今，黄河岸边治水的人都期待，水带给人们的是美好生活。苏俊安排农人们多除草、多浇水，他期待这些葡萄苗能在这里茁壮成长，硕果累累。
尧王坪沟的淤地坝属于小型水坝，据不完全统计，在偏关县类似的小型淤地坝有座。“这些坝基本都已经达到了淤积年限。”胡二乐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水利部门开始组织修建大中型水坝，其中骨干坝达到了79座，中型坝有23座，这些大中型坝在控制水土流失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这些大中型坝的控制面积为平方公里。“十四五”期间，全县有37座大中型坝要建，今年又规划了25座大中型坝，这些规划中的水坝建成后，偏关县水土流失的控制面积将达到平方公里左右。虽然这些大坝建成后，偏关的水土流失治理率还是比国家标准低，但是偏关县水土流失的控制成效已肉眼可见。”胡二乐说。
除了靠修筑大坝拦洪淤沙，70多年来，偏关县还持续不断地植树造林，使水土得到保持，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
70余年偏关人拼了命地种树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这句话在偏关不适用。这里的树，十年长不了半人高，要种出成片的林子，难上加难。
形容当地的地质情况时，有一个词——支离破碎。当沿着偏关县的黄河1号旅游公路行走时，就会明白这个形容词并不夸张，还很写实。
高占虎蹲在崖边抽烟，眉耷眼塌，一脸愁容。崖后的石头坡上有七八人在整坡。高占虎是偏关县占虎造林合作社负责人，从今年4月起，他就在黄河1号旅游公路画廊谷段的南坡开始搞绿化了，尽管他的合作社已经种了十多年树，可眼前这座石头坡还是让他直呼：难。
画廊谷的南坡几乎是碎石坡，偶有顽强的杂草从石头缝里冒出来，远处看去，南坡基本是灰白色，可以说是寸草不生的石头坡，而且还是碎石坡。“满山都是石头，只能用炮和电钻打树坑，一天也就能打出二三十个坑，人们再把土一袋一袋背上山，填到坑里再种树，水也一样靠人背。”高占虎说，给树浇水的时候发现，石头坡裂开不少缝隙，填土、浇水时，就和个无底洞似的，填也填不满。他和工人们每天早晨6点就出来了，太阳落山后，八九点才能回去，一天都在山上，中午吃点干粮、喝点水。
走进南坡，可以看清楚，这几乎寸草不生的石头坡上已经种满了油松，只待它们不负众望，在这破崖上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如偏关人在种树这件事上的执拗。
偏关县地势东高西低，从黄河边向东，山势渐隆，到新关镇沈家村时，山势陡升，坡度有50度。沈家村人当年在坡上植树，人只能从坡底向上逐渐挖鱼鳞坑，挖好一个再挖下一个时，必须先挖一个自己能站的地方。干累了，想休息，也只能站着，因为坡陡坐不住，就在这样的条件下，这里的人硬是种出了万亩精品林。
上世纪七十年代，时任偏关县委书记李枝荣在全县植树造林动员会上喊出了偏关绿化史上的最强音：“换书记不换主意，换县长不换主张，一任接着一任干，一级干给一级看”。
其实，早在李枝荣喊出这个口号前，偏关县政府在植树造林上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艰苦探索。年，偏关县抗日政府就做出“人栽一苗树、户保一片林”的决定，动员沿偏关河的老营、鸭子坪、岩头寺、曲家湾、八柳树、杨家营、陈家营等村的百姓利用河湾边缘栽植护岸杨柳树余株。年，县委县政府采用造林一亩赈济3元，植树一株赈济5分的办法推动植树造林。
年之后，全县开展大面积植树造林，提出了“千池亿坑万亩田”的治理思路，还提出“沟底打土坝、俩坡搞绿化”的思路。年，华北五省在偏关召开现场会，推广偏关植树造林的做法，这一年林业部授予偏关县林业建设先进县的光荣称号。
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的偏关县委书记温福亮说：“面对从来没有过的重担，从来没有过的困难，只有用从来没有过的大干才能实现目标。”他曾忍着腰椎间盘突出的痛苦，戴着护卡，吃着小米饭，穿着大皮袄，冒着春寒，在南堡子村的山上一干就是一个月，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大家劝他回去歇歇，他说：“领导必须起带头、做表率，我回去别人怎么看？何况在这山上比我岁数大的领导干部还有很多。”他用自己的毅力和精神，带动了全县干部群众。
杨胜利是从年开始种树的，那年他28岁，是偏关县“世行专业队”的一员。“世行专业队”指的是偏关县水土保持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办下的植树造林队。“项目开始前，做培训的老师给我们介绍，偏关搞绿化就是为了刮大风的时候，不让黄沙吹到首都。还说，南方海拔低，人在下面住，水在上面流，生命财产都有危险，以前就死了好多人。”这些话让当年的杨胜利既振奋又担忧，“那会儿就想，首都是北京，是祖国的心脏，不能让北京也跟咱偏关一样，一刮风就看不见天。”那时的杨胜利并不明白，黄河为啥是悬河，但是他觉得人命最大，种树责任重大。
“当时还说咱偏关种树用的是世界银行的钱。我就问，种这么多树，将来谁买这些树了，花人家那么多钱，咱偏关穷，到时候能还得起不？”28岁的杨胜利有很多问题想不明白，但是有一个问题他很明白，那就是把树种好。
每天他都撵着太阳出山，赶着月亮回家。年的一天，他骑着摩托车去往楼沟乡，路上突然鼻血不住地流。“地下流了一大摊，晕得站都站不住。我蹲在路边，有辆车过来，司机看见还以为我出车祸了。”得知消息后的偏关县世行办主任张医院做了检查。
“自古官家还不使唤病人了。我跟领导说，请上两天假吧。”可张芝明主任不准。他跟杨胜利讲了自己外出开会晕倒在洗澡池，也不敢请假的事。“当时张主任跟我说‘我们是用生命在挑战’。种树离不了你，假一天都不能请。”杨胜利接下来的一周，每天早晨5医院输液，输完液再到种树的地方。
从那时开始种树，杨胜利一直种到现在。在高占虎绿化的南坡对面，是杨胜利的合作社搞的绿化工程。“北坡这块是个废渣坡，跟碎石坡一样，种树难度非常大，主要是漏水厉害。”杨胜利指着已经成活的树苗说，“我们确保种下的这些苗，成活率都能达到90%以上。”
用智慧筑起绿色长城
偏关人在造林上有股子“较真较劲不叫苦”的精神，能在各种环境下种树，还能种活树，种好树。因为他们不仅是拼了命在种树，还因为偏关县有几百名林业干部和技术员，他们是偏关造林军团中的核心力量，不可或缺。
他们几十年如一日，走遍了偏关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沟，他们没有几个是专业学校毕业的，而且大部分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凭着一份执著的精神，凭着一股顽强的毅力，攻破了制约植树造林的许许多多难题。
胡学文是太原清徐人，年毕业于山西公校，分配到偏关工作，当时他年仅20岁。那时，偏关县的陈家营苗圃主要是育杨柳树苗，但是因为降雨少，土地贫瘠，在杨柳树的最佳生长期得不到充分的养分和水分，再加上杨柳树寿命短，难以起到长期的绿化作用。
年初春，胡学文来到距离县城45公里的柏羊岭国营林场，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了解到明朝时这里有茂密的森林，产生了种植针叶林的想法。
其实此前的年、年，他曾尝试种植过油松，但都失败了。到了年，胡学文不死心，先后采用温室大棚和容器育苗，一次次失败，一次次重来。直到年春，他采用“雪藏法”育苗成功！这在偏关营林史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到年，林场栽油松六千多亩，《林业科技通讯》刊登了他撰写的《旱地油松雪藏法育苗经验》，引起了县委的高度重视，在全县推广。由于实行了就地育苗就地栽植，成活率高达95%以上。如今，偏关县绿化的主要树种就是针叶类林木。
70多年来，偏关人在造林技术上不断突破，有19项技术获得了国家、省、市的奖励。
要想富、多种树，要想让群众脱贫，就必须让山头挂绿。随着造林技术的提升，偏关植树造林队伍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从年的4支专业队发展到现在80多个植树造林专业合作社。
偏关县以造林务工、退耕还林、生态保护等方式，增加了当地贫困人口收入。如今，周边很多县域以及省外地区，都愿意找偏关的造林队承接绿化工程，“偏关造林队”已经成为当地劳务输出的一个品牌。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偏关县的光山秃岭已经被染出层层绿色。有数据显示，在年底，偏关县的绿化率还不足3.5%。到年，最新数据显示：偏关全县林地面积.56万亩，占县国土总面积的48.6%，绿化率达到了31.6%。按省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的数据，偏关县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7%。
偏头关下，黄河畔边，长城脚下，成片成片的绿色正在蔓延开来，随之，沙尘暴消失了，扬沙不见了。
在偏关县气象局，山西晚报记者找到了两组数据，一组是年—年的历年平均气象资料，一组是年—年的历年平均气象资料。在年—年的记录中，偏关县年大风日数为39天/年（大风是指瞬时风速达到或超过17.0米/秒或目测估计风力达到或超过8级的风），年沙尘暴日数10天/年；年—年，年大风日数为42天/年，年沙尘暴日数1天/年——偏关的大风天数增加了，但是沙尘暴天数却大大减少了。
年的春季植树造林中，偏关县以黄河1号、长城1号旅游公路生态廊道建设为轴线，将林与景相结合，绿色乔木与彩色乔灌木相搭配，彩化黄河旅游沿线，路在林中，人在景中；选择栽植适合本地生长树种的同时考虑栽植能让农民增收致富的花果树；将生态建设与文化旅游、休闲康养、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相结合。
生态兴则文明兴。
如今的游客，沿着黄河和长城旅游公路，驶入偏关，看黄河碧波荡漾，望长城青翠蜿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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